发放育儿补贴，延长婚假产假，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伯乐配资，力争实现生娃基本“不花钱”……今年以来，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密集落地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提出“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”，凸显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紧迫性。
2022年，全国人口出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，此后两年连续负增长，三年累计减少432万人。
比人口规模先一步由增转降的是人口出生率。2016—2024年，全国人口出生率从13.57‰降至6.77‰，除2024年略微回升外，其余年份均呈下降趋势，其中2023年为近20年最低水平；同期，出生人口从1883万人大幅缩减至954万人，9年时间几乎“腰斩”。
一些曾被认为“最能生”的人口大省，如广东、河南、山东等，近年人口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也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。以山东为例，2024年出生人口（64.9万人）已减少至2016年（177.1万人）三成左右。
这些变化背后伯乐配资，潜藏着不容忽视的系统性挑战。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2.1的更替水平以下，低生育水平至今已持续30余年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，总和生育率2016年回升至1.75以上，之后又快速下降，2023年降至仅1.0左右。
人口结构变化随之而来。2024年，我国0-14岁少儿人口跌至近20年新低，占比仅为15.8%，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；60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人、占比22%，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.6%，少子化、老龄化趋势日益突出。
结婚人数持续减少，进一步限制了潜在生育人群规模——全国结婚登记数自2013年以来连年下降（2023年除外），2024年跌至近20年新低，已不足2013年一半。
“人口发展新常态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。”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，我国人口规模巨大，生育水平是影响未来人口态势的最主要变量。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，已成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此前分析，实际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，或家庭期望生育意愿与实际孩子数不一致，根源在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激励不相容。为此，必须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。
不过，人口再生产周期长、影响因素复杂，结构扭转难以一蹴而就。政策见效仍需时间，必须着眼于婚嫁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等多环节，构建系统、长期的支持体系，稳步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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